欧阳河
一个职业教育研究者，肩负着多种使命，如服务教育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是提出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教育政策建议。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尤应如此。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选项，是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不同于其他机构和人员的特色所在，也是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所在。其他的使命应该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一个职业教育研究者，如果不能提出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职业教育政策建议，就如一个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歌唱家不唱歌，画家不画画，官员不理政，别的事情干得再好，恐怕也是失职。
提出这个命题，是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调研和起草过程中，我的切身感受使然。决策者做重大教育决策时，迫切需要基于事实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支持。其实，省市自治区、市州县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做教育决策时也是如此。决策时，政策选项缺乏或缺失，是决策者非常头痛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给职业教育科学决策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影响职业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提出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教育政策建议”这句话，包涵四层意思。
一、要着眼于提出政策建议
提出政策建议，是政府决策的现实需求。近年来，高层越来越重视教育科研。刘延东同志亲视察中央教科所并对教育科研作了重要指示，陈至立同志对职业教育研究做过重要批示，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到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视察，研究和解决职业教育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她们都强调要加强教育政策研究。但是，我国每年发表的大量职业教育文献中，政策研究的比例太低，在做职业教育决策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很少，甚至缺失，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决策的需求。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加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应该以政府将要做出的职业教育决策为中心，研究并提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选项。因此，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要转变观念，把政策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真正成为政府教育决策咨询的智库，研究者要努力成为决策咨询的智囊。科研立项和评价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时，也要向政策研究倾斜，以促进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使教育政策研究真正成为研究者的重要使命，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追求。
二、要研究重要的政策选项
毫无疑问，政策有重要与次要之分。重要的政策建议一旦被采纳，就将解决重大决策和顶层设计中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从事这种研究将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资源还很有限，机构不够健全，条件比较差，队伍比较薄弱。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研究的地方，显得更加重要。虽然研究无禁区，研究者也有选择课题的自由，但是，研究者又是有使命的，我国国情决定了职业教育研究者必须投身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职业教育研究者要增强国家意识，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与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努力破解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当前，要重点研究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双师型”队伍建设、职教经费保障等问题，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提供智力支持。
三、要提出基于实证的建议
提出有说服力的建议，必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大致可以分为“实证性研究”和“思辨性研究”两大基本范式。但是，方法也好，范式也好，本身都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切与否、有效与否之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有很长的思辨研究的历史，思辨研究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实证研究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在现有政策研究文献中，实证研究的比例非常低。有的政策建议仅凭经验高谈阔论，缺乏基本事实和科学分析，或者采用不完全归纳法，以偏概全。罗素说过，“有经验而无学问胜于有学问而无经验。”我想，对于决策而言，无事实根据的瞎建议不如无建议，以免误导决策，贻害无穷。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认为：对于研究而言，实证证据高于一切。实证证据是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解释进行正确排除的基础，也是得出合理推论从而积累新知识的基础。我们应当牢记：没有数据的支撑，你只是一个持有观点的普通人。实证研究以事实、实际情况和收集到的数据为对象，通过分析、计算、实验，解释和预测职业教育现象，回答 “实际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要求客观、准确、理性的描述现实，以了解、解释现实为目的，认为存在就是事实，采用客观中立的立场。当前，应当大力提倡根据调查、文献分析、实地研究和实验等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的建议，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政策建议的质量。
四、要重视政策建议的价值评估
什么样的政策建议才有可能被采纳呢？我认为，有决策价值的建议才容易被采纳。一般来说，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强、较高的社会满意度、社会能够承受、具有可行性等特点。因此，研究者应该抱着十分慎重的科学态度，对提出的每一项政策建议都事先进行自评，在针对性、社会满意度、可承受能力、可行性都通过评估的情况下，才能正式向有关部门提出。
政策建议的针对性非常重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才有生命力。要努力做到一个政策选项能够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满意度包括三个方面：该政策选项对不同利益群体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与国家大政方针是否一致；对社会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承受能力是对实施这项政策的财政成本、社会及政治成本进行评估。可行性评估是评估政策建议选项能否得到变革所需的人力资源。
作为一个职业教育研究者，能否提出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研究能力问题。最难的，恐怕是在行政化、功利化盛行的当下，研究者能够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崇尚学术，以天下为己任，抱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宏愿，坚守学者的道德良知和职业使命。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科研院所的公益属性，保障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人员的待遇和研究经费。研究机构也要为教育政策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真心实意的支持，让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者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
